为母校和湖北灾区捐助物资的想法缘起于1月23日也就是大年二十九上午十点多几个校友在微信群的聊天。

那时中山本地的口罩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洛阳纸贵，即使市面上已经很难买到，但发动一下周围的朋友或者校友，还能找到一些。

我把想法在几个校友的小群里说了一下，大家非常支持，蓝天师姐第一时间就捐出了一万块钱，陆续又有好几个校友捐款。

当天上午，我们从当地某药店采购到1500多个霍尼韦尔N95口罩。由于当天市场上已经很少在售口罩，加之很多校友希望能买点口罩寄给湖北或武汉的亲戚朋友使用，我们就优先将这批口罩分给了校友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统一帮校友将大部分口罩快递到湖北各地。紧接着，我们开始到处寻找货源。

通过校友的帮忙，我们在广东江门和浙江金华找到2000个口罩货源，我也在中山找到5000个口罩的货源。

1月23号晚上8点，我发了个朋友圈，记录了一下那一天发放口罩的事情。

当晚，广州的朋友梁雪妮就给我转来5万块现金，要一起参与这个公益项目。接下来两天，我的同事陈绵与其他同事一起募集到5万多现金。得到大学的同学裕生和检察院前同事焕群也一起参与进来，他们所在的企业都想大量采购医疗物资捐助到疫区。

我们所做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帮助链接资源，就像是一个万能的插座。

由于需要大量采购，我加入了很多一线物资群，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线上寻找真实的货源，审核这些货源的资质和质量，并对接各医院联系人，寻找及确认真实的受援需求。

所以很多朋友找我帮忙找口罩的货源，甚至有的人以为我就是卖口罩的。从1月23号以来，我们已经帮助本地数十家单位和企业购买到了几十万个口罩。

正因为能够直接了解到第一线的需求，也更能感受到他们的困难与孤立无援，因此自己也背负更多的无力的负面情绪。

所以，这个春节，我是无法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面前欢欢喜喜地看春晚。晚会所传达的喜庆氛围与自己从一线感受到的悲情，更让我悲从中来。

作为一名律师，我觉得这些似乎还不够，我在春节假期又在《保信刑辩》公众微信号写了两篇小文章《罪名释义|传染病防治失职罪》、《灾害期间，我们需要警惕的十个刑事法律风险》。

我在文中写过这么一段话：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在扩散，各种信息刷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，今早封城的大武汉也让人忧心忡忡。面对正在肆虐的病毒，想着身在武汉的老师、同学、学生和朋友，有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作为一名法律人，虽然不能像医生一样战斗在抗击病毒的前线......

这样的情绪或许很多同行都曾有过，除了这些，作为一名法律人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
这一刻，恨不得自己是就一名医生，能够奔赴抗击疫情的第一线。02 匹夫有责，什么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贡献？

对于一名普通老百姓而言，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作出我们的贡献？回答是肯定的。

大灾大难面前，我们需要齐心协力，共克时艰。

但一个社会也需要理性的声音，正如斯伟江律师所言，“如果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，我们都没有足够反思改进，那真是比这次疫情还要惨的悲剧。”

我们要从这次灾难中反思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是否足够完善，为何无法杜绝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猖獗行径。我们要反思我们是否缺乏有效应对疫情的法律制度。我们甚至还要反思我们社会治理方式，反思我们对于公民言论的管制......

所以，我借用苏力老师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：什么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贡献？

 “真正的贡献,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的和真诚的关怀和信任；相信并假定:过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(包括西方学者)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,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；然后以此为基础,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,加以学术的和理论的概括总结；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,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,并又随时准备在有新的、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,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、模式和观点。”

希望疫情过后，多一些反思，少一些表彰；多一些总结教训，少一些总结经验。

希望这次的教训可以尽快成为历史，并通过构建出有效可行的规章制度使类似的教训不要再次发生！！！

p.s.1月30号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线医院医疗物资严重紧缺，甚至听到自己的同学说某医院因没有防护服而导致一线医生感染。这种消息十分令人痛心，也着实让人不解。希望一线物资紧缺的状况能尽快得到缓解，希望那些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们保护好自己，不被病毒感染，希望这场疫情能快点过去。